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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謀殺——人類已知社會的全面終結

日期:2016-02-04     瀏覽:561    下載:0     體積:1M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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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洞君有話說
時時刻刻都幻想著手機的震動、像患有強迫癥一樣不停刷新著社交媒體上的朋友狀態(tài)、將自己的感受和情緒全部變?yōu)榫幋a公之于眾,這已經成為信息化社會中人們的生活常態(tài)。在一個手機比人類還多的世界里,藏在代碼背后的力量像一只無形的巨手無時無刻不在謀殺著我們過往的生活習慣,創(chuàng)造出一種全新的人類生活方式?;ヂ摼W到底是一個人類夢想的全新開始,還只是一個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失敗的烏托邦?讓我們看看道格拉斯是如何描述的吧!



(圖/digi.163.com)

“跟我說說,你為什么辭去上一份工作?”他問道。

關于互聯網,我腦海中閃現的第一印象就是噪聲。就是“嗶----”那種顯示你終于聯上網絡了的尖銳而乏味的長鳴聲。1993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聲音。當時我和幾個朋友圍在其中一個人剛入手的嶄新的Macintosh蘋果機(蘋果公司于1984年推出的一種型號的計算機)旁邊,掌心冒汗,另有一個人負責望風,隨時觀察機主的母親是否會發(fā)現我們,而其他的人則像被釘在了機器旁,一動不動地盯著Webcrawler搜索引擎(最老的全文搜索引擎)慢慢顯示出搜索結果。一幅圖像一寸一寸地緩慢加載出來。你可以聽到調制調解器(就是我們俗稱的“貓”)每加載一點就往回縮一下,就好像有一把錘子把那些原始像素一錘一錘地從屏幕深處的黑暗中敲出來。一幅呈顆粒質地的、低分辨率的圖片顯示在我們眼前。畫面里是一個女人和一匹馬。

此后,我和互聯網便開始了一段復雜的關系。所有人都是這樣?,F在上網的噪音已經消失了,而互聯網則已從個別科學怪胎手中演變成了一種無聲無形的膜組織,將我們所說所做的一切都網羅鏈接在了一起。

“我需要一個更大的挑戰(zhàn)”,我這樣說道。但這是個謊言。

我們所在這個小酒館里,墻壁粉刷一新,混凝土地板擦得锃亮,燈泡在20英尺高(約6米)的天花板上懸吊著??雌饋硐褚粋€拍攝成人片的極簡派布景,或是一個演奏室?;炷恋匕搴苋菀浊謇?。我們都坐在一張公用長桌旁邊。只要當桌旁某個人的手機一震動,我們都能通過震動的木桌感覺到,而且每隔幾分鐘就會感受一次這樣的震動 — 當我發(fā)現并非是自己的手機在震時,臉上會閃現出一絲沮喪。 
 (圖/Adbusters.com)

坐在桌子另一頭的一個人問我:“跟我談談你的理想道路。”我的眼睛被牽向了桌子那頭。那人看起來三十歲左右;我們都看起來像三十歲左右。他的皮膚有種奶白色,就像年輕時的杰夫·貝佐斯那樣(Jeff Bezos,亞馬遜集團創(chuàng)辦人和CEO)。他的穿著像試圖融入迪斯科舞廳的史塔西(Stasi,前東德國家安全部情報組織)情報人員。而且像從扎克伯格的衣著照搬的一樣(Textbook Zuckercore):外套未系扣的帶領藍綠格子襯衫,里面一件不同灰色混合的帶簡單圖案的體恤,藍色牛仔褲,還有膠底運動鞋。功能性好的運動鞋。高科技運動鞋。這是一間科技酒吧,經常光顧的客人都是從事科技工作的科技人員。街頭的公園現在成了科技園區(qū)。在那里,科技人員會宣揚各種奇思異想,或者玩玩類似魁地奇(Quidditch,《哈利波特》里的一種的體育項目)這樣的人人都可參加的非運動型游戲(有人跟我說這種游戲真的是可以讓真人玩的)。這個地方就好似一個書呆子的天堂,那里唯一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你受到啟發(fā)而要去解決的那些問題。這也是我想融入這個圈子的原因,因為我想相信這件事可以發(fā)生。

“我是社交的狂熱愛好者。”我脫口說出了這句題外話。他像個牧師那樣沉穩(wěn)地點了點頭。沒有人再用“社交媒體”這個說法了,現在都只叫“社交”(social)。

構成我身體的原子坐在這里喝啤酒,為應聘一個職位被一家公司面試,公司專門做線上品牌管理系統。這只是個比較好聽的說法,但實際上就是一條為了營銷來向其他營銷者推銷營銷的營銷者人體蜈蚣。這家公司值十億美元。你肯定從沒聽說過它。這家公司就是那種在你面露沮喪地來上班時強制你通過打乒乓球來對抗這種情緒的地方。見見新老板,跟原來的老板沒什么不同,除了新老板很在意你是否把他看作全宇宙中一種積極的力量。 
 我就坐在這里,把冷啤酒送到干澀的嘴邊,一邊竭盡全力地點著頭,裝作在聽到“關鍵指標”、“(用戶)親近性”、“控制組”、“變量組”這類詞時并不感到心煩。現在是新興創(chuàng)造型經濟的黎明,而我可以從中挖掘機會。此時,我就坐在這里,但我同時在各種電子設備上的網絡空間里穿梭。我在Facebook里,也在Instagram里,還有谷歌、Twitter以及其它成千上萬個我自己都從未得知的空間里。當我死去后,根據尸體處理方式的不同,我的身體可能成為塵土或者空氣。但數字化原子永遠都會活著,或者說至少在文明消亡前是如此,不管我們最后選擇什么方式毀掉文明。

“這個職位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他問道。

當TechCrunch(一個聚焦信息技術公司報道的新聞網站)宣揚顛覆的福音之時,是從產業(yè)的視角來說的,這種視角把人生在世看作了一系列需要被顛覆的商業(yè)模式。TechCrunch的座右銘就是“顛覆或死亡”,但他們從來沒提過那些被顛覆的人會怎么樣 – 旅游代理、出租司機以及旅店侍者。還有新聞記者。他們就如同盒子里即將被創(chuàng)新碾壓的肉,無力反抗。
 “人們對事情有很多想法和點子,但是是對一堆事情。比如說他們會報名參加很多活動,高級活動,但是有時我就會想 – 咱們還是先把一件事放在這里討論討論,商量出一系列想法再說。我們的想法一致,這讓我覺得很受鼓舞,” 有個人發(fā)話說道。我看看周圍,沒有找到是誰說得這些話。

當周圍談論聲四起且內容似乎都刺耳般地相似時,我很難把注意力集中在他(面試官)的問題上。這些談論聲就像是所有人都在做Ted Talk演講一樣,異口同聲地吟頌著古老的時髦網絡術語唱經:互動參與啊,直覺啊,關系啊,用戶基礎啊,革命啊。就好像已經變質發(fā)酸的庸俗講話,所用的詞匯不是用來表達什么意思,而是一些表明你并不落伍的陳腐符號。這就是商業(yè)新語言。屬于華爾街的,終究會依此找到那些屬于華爾街的。

其中一個人說,“我用西裝在網上換了套卡其褲和一副墨鏡。”但他既沒穿著卡其褲,也沒戴墨鏡。“哥們,這是你做過的最好的決定,”他的同事應道。

這些地球上最無聊的一群人。但這個世界已經是他們的了,而我們只是為他們的世界提供數據。這場游戲很簡單:把風險資本變成一個概念,吸引人們的眼球,把數據拿到手,然后去發(fā)財。但這個看似粗糙淺顯的計劃其實自有深奧之處。炒作的面具背后,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發(fā)生。
 (圖/plus.google.com)

不在Instagram發(fā)食物的照片,我就沒法吃飯。不玩兒糖果粉碎游戲(Candy Crush,英國游戲開發(fā)商King推出的一款流行游戲),我就沒法蹲廁所。在我Facebook界面上不斷發(fā)各種內容的人里,幾乎半數我都不記得是誰,但我還是會不由自主地去刷他們更新的那些乏味的狀態(tài),不忍直視他們那些品味低俗的婚禮照片。在漫無目的評論、點擊和點贊之中,一個嶄新的世界誕生了。在這個世界里,無論我們所做的事情多么無意義,都會被追蹤、記錄、分類和分析?,旣惿?middot;梅耶爾(Marissa Mayer,雅虎的CEO)曾將這整個過程形容為“就像眼睜睜看著這個星球衍生出一套神經系統一樣”。通過這套系統,每個人的行為都成為了數據君主的潛在財源,每個行為都是可供識別和開發(fā)的信號。

漢斯·格拉斯格(Hannes Grassegger)說道,“我們即將進入一個半數字化半物質化的世界,而且在我們沒有注意到的情況下,我們已經成為了半比特化半原子化的人。這些比特字節(jié)(數據)已經成了我們身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們對這一部分卻毫無擁有權。”

格拉斯格是一名德國的財經新聞記者,從小在母親的Macintosh電腦(蘋果公司1984年生產的計算機機型)前長大。他六歲生日那天得到了一臺Commodore 64(Commodore International 1982年發(fā)行的家用電腦)。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叫《我即資本》(德語原文為Das Kapital bin ich)的書,這本書被歐洲左翼批評為太過資本主義,卻同時被右翼批評為是數字時代的共產主義宣言。書中他試圖回答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如果我們的數據是21世紀的石油,為什么我們并非人人都是酋長?

“我們都在分享這些信息。但聰明人卻在收集它們,并且把關于我們的數據存在他們的云里,”他指出。“隱私、透明、監(jiān)管、安全漏洞。我并不想聽到這些。這都是對風浪四起的新現狀的一種不痛不癢的低估:事實上,我們已經不再擁有我們自己了。我們已經成了數字奴隸。”




像格拉斯格一樣,像每個人一樣,我也被騙入了這風浪四起的新現狀里,而這騙局的幌子就是關系、友誼和自我表達,讓人感覺頗為良好。還有各色的應用、網站和服務供我們分享自己的喜好,恣意而為。而對于格拉斯格,這些平臺只是等待開發(fā)的全新領地,而收獲的利益最終還是這些平臺的囊中之物:即我們那些嵌套在字母與數字里被編碼了的感受、思想、經歷和情緒?,F在,這些平臺開始利用囊中的“資本”,通過算法和情感分析來挖掘它們;而我們的虛擬靈魂,即便是在我們睡覺時,也在另一個世界里辛勤地勞作著。

對于這種困境,格的解決方案是具有實用性的,即建立一個免費的私人化數據市場,在別人對之挖掘利用之前我們便先下手為強;這就好比與一個不那么邪惡但依然邪惡的合作伙伴聯手對抗現狀。格有自己的理由,“在這個全新的空間里,我們必須引入幾世紀前人們就在現實世界中竭力維持的權力與自由。權力就是指對于我們自身的掌控權,自由就是指依此權力來為我們自己謀取益處的自由。只有這種方法才能幫助我們拋下在數字化時代我們強加給自己的稚氣。”

“嘩啦——!”

一名服務員手里的啤酒杯滑落,摔碎在地板上。但沒有一個人去注意它;因為他們都太投入了。我發(fā)現這個酒吧有種詭異的氛圍。這里沒有嘲笑、沒有諷刺,也沒有自貶。每個人都似乎游移在一種認真營造的寧靜里。好像每件事,比如“我在空中食宿(Airbnb, 2008年創(chuàng)建的旅行房屋租賃社區(qū))里找到了間很棒的閣樓”這樣的事,都包含一些我無法理解的深刻精神含義。

我在訊問官(面試官)去衛(wèi)生間的間隙瀏覽了下Facebook,希望在好友分享的內容里找到一星半點靈感作為接下來的談話主題。但是我找到的則是一篇清單體文章(listicle,即list與article的結合)。然后是一個令人好奇的標題。再然后是一則廣告。一則請求。另一則廣告。又一篇清單體文章。哦天吶,有人把手機丟了。最后,又來了一則清單文形式的廣告,或者是一篇廣告式的清單文?



(圖/haikudeck.com)

有人告訴我們要去網上沖浪,但最后,網絡卻奴役了我們。然而當斯諾登(Edward Snowden)爆料國家安全局(NSA)監(jiān)聽事件后,我們發(fā)現了比做數字化奴隸更不濟的命運。這種命運的可怕之處不僅僅在于將所有人類商品化,而是在于使這種商品化稱為可能的那種心理殖民主義。

這種惡劣本質其實在6月就顯露出來了,那時我們才知道Facebook操縱了其近七十萬用戶的情緒狀態(tài)。研究中半數被試被暴露在積極的情緒中,另一半則被暴露在絕望的情緒中。研究Facebook 的這批科學家告訴我們,“研究結果顯示情緒是具有傳染性的。”這就意味著,他們發(fā)現我們的行為被(含)積極和消極情緒(的內容)交替影響著。這或許只是一個二次發(fā)現。之前也有過先例。我們之前就是如此。




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Burrhus Frederic Skinner,美國心理學家,新行為主義學習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他的好友稱他為B.F.。這位心理學家有個碩大的額頭,并試圖向世界證明自由意志只是一種假象;斯金納也以此出名。但他并非一向這般極端和絕望。他曾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夢想的年輕人,會寫詩歌和十四行詩,渴望成為一個像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20世紀法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意識流文學的先驅與大師)一樣的意識流小說家。然而他不幸失敗了,也由此認為自己無法寫出任何有趣的東西,因為他無話可說。在失意與痛苦中,他認定文學是無關痛癢的,應該被取締,而心理學才是20世紀的真正藝術。所以他去了哈佛大學,把小白鼠關在籠中,通過積極和消極的刺激來操縱小白鼠的行為,由此提出了操縱條件反射的概念。如今,我們就是籠子里的小白鼠,只是我們不知道籠子從哪里起始,在哪里終結。

他又問道:“你對社交媒體未來五年前景的看法是什么?”

要回答這個問題,有一種正確的方法,還有一種錯誤的方法。錯誤的方法是對我們生活中互聯網的角色持批判懷疑的態(tài)度。例如,你可以把Facebook對情緒傳染的調查研究與美國國防部對平息異議及管理社會動蕩的研究聯系在一起。你也可以討論,除非我們劃清自身可與不可被數字化的界限、制定條規(guī)并嚴格執(zhí)行,否則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將不可避免地鞏固集團力量并凌駕于個人自由之上。但如果你這樣回答的話,你就破壞了當下良好的氛圍,被人看作是一個對得到點贊過于饑渴的病態(tài)偏執(zhí)狂。

正確的回答方式是忘記上面的想法、買進、然后賣出。強調社交媒體的宏大敘事,談談社交媒體如何將人們在線上和線下都聚集起來,又如何增強了我們的互動交往,使我們更加開放。談談社交媒體如何通過那種鏈接你iTunes(蘋果公司最熱門音樂軟件)和醫(yī)療記錄的算法來使你在未來五年內覓得真愛,以及這種算法如何產生十億美元的價值。所有這一切都歸結于人類可以被激勵的潛質;透過這層富有魔力的云,斯金納仿佛再次出現并開始操縱你的大腦。

成為家喻戶曉的人之后,斯金納終于實現了他最初的夢想:寫一部小說。小說名叫《瓦爾登湖2》,描述了一個烏托邦式的自治生活社區(qū),生活在社區(qū)里的人按照激進行為主義(radical behaviorism)的原則過著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和諧生活。與《1984》(喬治奧威爾小說)和《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赫胥黎小說)截然不同,斯金納意圖將瓦爾登湖二號描繪成一個依靠技術手段實現的充滿希望的烏托邦。他寫道:“大多數人不想制定計劃。他們想要擺脫制定計劃的責任。他們想要的僅僅是一些可供他們體面生活的保證。至于其他的,則最好是過一天是一天、無憂無慮的享樂生活。”




(圖/sem-group.net)

在60年代末,《瓦爾登湖2》激發(fā)了一系列的直接嘗試,一些人試圖創(chuàng)建書中所述虛擬社區(qū)的現實世界版。這些社區(qū)只是美國當時千千萬萬個正在建設的社區(qū)的一部分。這些社區(qū)中,有一些興盛了起來,但大多數卻在短暫的幾年內土崩瓦解。他們失敗的原因有這幾點:下水道堵塞,食品供應耗竭,牲畜因饑餓死亡等等。但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基礎假設造成的一系列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系統故障 – 即認為社會變革可以通過自我轉型實現,而權力的問題可以簡單地通過忽略而解決。但轉型的迷霧中總會有權謀政治家出現,而且徹底拒絕承認權力衍生的無形控制系統,拒絕承認這種系統可以破壞合作的潛力,都最終導致了這些系統的內爆。也就是在這間陳腐的酒吧里,在免費無線網絡及高價有機爆米花的包圍中,那些無形的權力控制系統仍在興旺滋生。

角落的一位女士喃喃道:“我們需要激勵,必須得有激勵。你不可能強制人們用社交媒體。”她隱沒在背著同樣廉價而難看的雙肩包的一群人當中。隨著談話的進行,她愈加手舞足蹈,就像夾在驚慌與狂喜這兩種狀態(tài)之間。看起來有點像這個表情:(&’Z)

斯坦福大學的通信工程教授弗雷德·特納(Fred Turne)一直致力于研究并撰寫關于反文化運動與技術之間關系的文章。他指出: “我們關于數字烏托邦的見解,深深根植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反文化運動(60年代發(fā)生在美國社會政治、文化領域的一切青年人抗議運動)的新左派。這一派對我們如何使用技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產生了很多技術領域的領袖人物,史蒂夫•喬布斯就算一個(Steve Jobs,美國蘋果公司聯合創(chuàng)始人)。”





“他們關于人是什么以及集體社區(qū)是什么的理解已經充斥了我們對虛擬世界的理解,這包括虛擬社區(qū)會發(fā)展成何種景象,以及數字公民會成為何種存在。這一批人相信,你為拯救這個世界所必須要做的事就是建立具有意識的社區(qū)—在那里,你可以跳出主流美國,跳出政治和民主,跳出州政府,轉向一批與你類似的人,分享你的感受、想法和信息,以此來創(chuàng)造一個新世界。”

在美國已被拋棄的嬉皮文化聚居區(qū)的殘余力量的底部,埋有一條長長的斷層線,一直延伸到我摔裂的iPhone 5手機屏幕上。如果有什么人可以描繪出這個斷層的寬度,那就是斯圖爾特•布蘭德了(Stewart Brand,美國未來學家與早期網絡文化的推動者,《全球概覽》創(chuàng)始人)。

1968年,布蘭德出版了《全球概覽》(the Whole Earth Catalog,對美國反主流文化影響最深的期刊),是互聯網出現之前的互聯網,為人們一系列產品的概覽,幫助人們打造可持續(xù)性的、有選擇的創(chuàng)造性生活方式,而且還幫助有意尋找其中信息的人相互建立聯系。當《全球概覽》在1971年停止發(fā)行時,布蘭德主持了一場“遺產轉讓會”,讓與會者選擇誰將獲得雜志運營余下的兩萬美金。他們選擇了弗雷德·摩爾(Fred Moore),一個以洗盤子為兼職的積極分子,有了這些錢,他就可以繼續(xù)籌建家釀計算機俱樂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一個早期的計算機業(yè)余愛好者組成的俱樂部)— 就是蘋果和蘋果個人計算機的出生地。80年代,布蘭德創(chuàng)立了世界上第一批虛擬社區(qū)之一的“全球電子連接”(The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又稱the WELL,是一個撥號虛擬社區(qū))。伴隨這次成功,他又開創(chuàng)了全球商業(yè)網絡(GBN),一個塑造世界未來的智庫。他們在眾多公司中選擇了殼牌石油(Shell Oil)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來共同“引導社會不穩(wěn)定回歸正途”。在2000年,全球商業(yè)網絡(GBN)被摩立特集團(Monitor Group,全球領先的戰(zhàn)略咨詢公司)收購,摩立特集團曾因提升了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利比亞革命警衛(wèi)隊上校,前利比亞最高領導人)的國際形象而從利比亞政府賺取數百萬美金,并成為了2011年的頭條焦點。

布蘭德遺留下的影響力最持久的財富,就是創(chuàng)造了“信息渴望獲得自由”這句話。對于真實存在的互聯網和大數據夢想,這句話一直是它們的商業(yè)運作模式。

環(huán)顧酒吧,聽著喋喋不休的談論聲,注視著(可能是我)未來雇主明亮的藍眼睛,你幾乎可以在這極簡派裝潢的酒吧里聽到谷歌總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會說的話:“我們知道你在哪里,我們能知道你曾到過哪里,我們可以或多或少猜到你在想什么。”

在舊金山,那些與我一樣被科技與網絡顛覆的同胞已經走上街頭,摔砸磚頭和瓶子,做出一種姿態(tài),來反對這種封互聯網為王的獨裁級傲慢。“技術人渣去死!”被粗糙地涂鴉在谷歌街區(qū)的人行道旁。“科技=死亡”的標語在抗議活動中被眾人舉起。輪胎被劃裂,窗戶被打算,#反技術派的仇恨罪行(#techhatecrimes)已成為在硅谷(Silicon Valley)廣為流傳的一個標簽;這種情形下,標簽所描述的真實是毫無一絲諷刺。

我所在酒吧所處的街道另一頭,一種更為消極的抗議正在一間新咖啡館里上演,這家咖啡館承諾客戶在此可以擺脫互聯網不間斷的噪音及各種繁復設備的騷擾。那里的桌子同樣很長而且同樣是公用的,只不過它們是被放在了一個鋁制金屬籠里,籠子可以阻撓并抑制無線網絡信號。

我們并不想通過置身籠內來逃避這個危機。我們本來就不再有什么其它的選擇了。你可以拉上百葉窗、鎖上房門、砸掉你的智能手機、身上只帶現金,但是你仍然會被它們的無所不及的算法監(jiān)視。它們已經把你的車、所在城市甚至郵遞信箱都數據化了。這不是一個陰謀,這就是我們的現狀,但我們太過忙于把焦慮放到它們所依附的小容器里,以致于都意識不到實際在發(fā)生什么。




冷不丁的,他最后問道:“你有什么要問我的問題嗎?”我的酒杯已經空了,我很渴,想再要一杯,而且面試也進行的不怎么樣。我已經無法再擠出任何勇氣;我唯一想問的問題就是我能拿多少薪水:它是否足夠支付我那因社區(qū)不斷入住數據監(jiān)視一族而持續(xù)飆升的租金?或者,我是否必須在閑暇時間靠開優(yōu)步出租(Über,美國風險投資的創(chuàng)業(yè)公司和交通網絡公司,提供租車及實時共乘的服務)來防止自己入不敷出?

互聯網是一個失敗的烏托邦。我們都被困其中。但我現在仍不愿放棄它。那是我第一次發(fā)現朋克搖滾和無政府主義的地方。是我一邊在以15kbps的速度下載《柬埔寨假日》(Holiday in Cambodia)一邊了解《易經》和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荒誕哲學”的代表)的地方。是我第一次通過照片找到并牽手心愛女孩的地方。它對我來說就是家,對你和每個人來說都是這樣。

不,最應當問的問題是:“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親眼見證過我們這代人中最優(yōu)秀的一批人被那無窮無盡的瀏覽刷屏經濟吞沒。在一個手機比人類還多的世界里,創(chuàng)新自然會漸漸疲乏,我們在想象力方面經歷了一場重大失敗,而把互聯網這個看似是介于人類與黑暗未來之間唯一的存在,變成了一個最多只是披著金衣的計算機。

我到底是一堆數據,還是一個人類?真相處于兩者之間。下一次,在看到別有用心、令人困惑的協議書時,在你點擊“同意”項時,先等一下,質問一下藏在這些代碼背后的力量?,F實證明,過去的網絡夢想已經很難再堅持下去,但解決的辦法不是在夢想上退縮,而是要更努力去夢想。




背景資料:
美國反文化運動: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的歷史學教授Theodore Roszak將“反文化”歸結為60年代發(fā)生在美國社會政治、文化領域的一切青年人抗議運動,“既包括校園民主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反戰(zhàn)和平運動、環(huán)境保護運動、同性戀者權利運動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搖滾樂、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義和自我主義的復興等方面的文化‘革命’”。反文化運動所到之處,以強調工作、清醒、儉省、節(jié)欲為人生態(tài)度的美國新教倫理和清教精神都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和批判。他們試圖通過各種反叛活動表達對主流文化、現存制度的不滿,對婦女、少數民族處境的同情,以及對和平生活的向往。
文章來源:adbusters.org
原文鏈接:https://www.adbusters.org/magazine/115/datacide-total-annihilation-life-we-know-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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